一个喜静的孩子要在2022年来看看世界，似乎是个明智的选择。起码在生命的最初几天，他们会比以往的新生儿享受更多的安静。

2021年，1062万个婴儿在中国降生，比以饥荒载入史册的1960年还少了340万个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人数最少的一年，也是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数量达到新世纪顶峰后连续第五年下降。

很多人用“菜市场”形容5年前的产科病房，如今，受生育率下降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多地医院的产科在不同程度上变安静了。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的产科主任说，疫情前，早7点的门诊大厅总像春运时期的火车站，这种情况不再。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综合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对咨询者说，建档名额充裕，“不像过去”。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产科医生护士不再超负荷工作，浙江杭州树兰医院的产科大夫有时一天也做不了一台手术。

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，这家承担着基础医疗功能的公立二级医院，2016年下半年平均每月要迎接200多个新生命，如今每月只有20-40名婴儿出生。产房护士站每天要写“产房日报”，记下当天出生的婴儿信息，“xxx之子/女，顺产/剖宫产”。2022年4月11日，日报上的是数字：“0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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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科护士长梁弘来到东城区妇幼保健院(前东四妇产医院)时只有19岁。生孩子这事离她很远。20岁出头，她经常上夜班，白天补觉，傍晚跑到北京饭店的宴会厅跳交谊舞。那是当时的时尚，宴会厅里上千人，她穿着普通的衣服，跟着乐队的伴奏，能从晚上7点跳到10点，再骑车来医院上12点的夜班。

转眼她快退休了。单身的自由、新婚的甜蜜、养育女儿的艰辛和满足，都和35年的产科生活交叠在一起。

一张摄于1992年的照片，她怀孕5个月，坐在自己医院的产科病房里，墙面由白色和绿色拼就，鲜艳的红字把床位号标记在绿色窗框上。除此之外，是白色的床、白色的病号服、深木色床头柜。

2022年，粉和蓝代替了这一切。墙面、枕头、被套、床单、帘子，都用了柔和的、像掺了奶的粉色，防菌布的深蓝色与之调和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产科病房是8人间，一人又带好几个家属。梁弘说，病房总混杂着“血和排泄物、家属送来的各种食物”的味道，空气有些污浊。产妇不能吹对流风，她们会谨慎地拉上窗帘开窗通风。

现在，病房改为双人间，但一般只住一个人，空气中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儿。即使是这样，两排病房只用了一排。

这家医院坐落在距离南锣鼓巷600多米的中式建筑里，在老胡同的包围中小心施展着拳脚，建筑面积只有朝阳区妇幼保健院的二分之一。2005年至2013年间医院曾停业，再开张时经过了翻修。产科病房区是3个四合院改造的，两个院子露天，种着石榴、玉兰、桃花和冬青。一个院子被换了地板砖，加上了玻璃屋顶，供病人休闲活动。2016年下半年，医院的分娩量到达了梁弘记忆中的最高峰。除了病房走道，她们在这个“阳光房”也放了6张病床备用。

时间在这个产科里留下痕迹。

连接产房和护士站、病房的双开木门，在门缝处被磨出3处明显划痕，漆皮褪了，露出褐色的木头。2016年前后分娩量大，她们每天要不停给产妇换房间、换床，门就是被推着产妇的平车磨坏的。起初这里有几排防止磨损的铁皮，棱角尖锐，推平车的人手总被划伤，就拆掉了一些，剩下的那一排银白色明晃晃的铁皮，棱角也已经磨得圆钝。

产房护士长徐闵说，在2022年，初产妇的年龄多是30岁出头，她工作30年了，看着这个年龄从27岁、28岁慢慢推迟至此。

相应的，多位产科大夫说，高危产妇的比例在升高。孕妇建档后，根据其妊娠风险，在产检本上会贴上不同颜色的圆形标签。绿色最好，代表没有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，妊娠风险低。而黄色、橙色、红色，越往后风险越高。在朝阳区妇幼保健院和东城区妇幼保健院，这两个不能接收“红色”等级孕妇的二级医院，持有“黄色”标签的孕妇占比最高，超过了一半。

传统观念里，孕产妇缺乏营养，需要大补。但在2022年，这种说法已过时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开设了孕期营养门诊，大夫朱培静发现，遇到的贫血、营养不良问题很少，多数是营养过剩。这会导致巨大儿发生率升高，“八斤大胖小子”将增加难产风险，对婴儿和产妇都不利。她在临床中感觉，十几年中，巨大儿发生率提高了20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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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科的生活给每个人留下不同的印象。有人说婴儿的脐带是青灰色的，有人说是白色。这其实和断脐的时间有关。健康婴儿的第一声啼哭，有的助产士觉得没什么不同，有的则听出了差异：“连续或者断断续续的”。在很多人看来，刚出生时的婴儿长着一个样，但产科的医生护士能轻易地看出婴儿的五官特征，说出他(她)哪里像妈妈。

婴儿娩出后，助产士把孩子的脐带从两厘米处剪短，打一个标准化的结，擦干羊水，让他(她)依偎在在母亲胸前，盖上毛巾被。查体，称重，再在病历本上按下他(她)的脚印。

这个过程中，助产士常会被婴儿抓住手指。这温情的瞬间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寻常的抓握反射——健康的婴儿会抓住手边一切东西，手指、脐带、产钳。东城妇幼保健院产房护士长徐闵说，手指被抓住的感觉，软软的，但很有力道。大夫朱培静说，“他(她)这样抓你一下，你一下子就变温柔了。”

刚工作时，徐闵觉得生产的画面有点血腥，有时做梦都是生孩子，那种“秃噜产”(指还没做好准备就生了)。要么是别人，要么是自己。朝阳医院的耿凯阳是产房里少见的男助产士，他把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。他会把孩子脚印按在卡片上，写上一句话送给他(她)，落款“曾经帮助你来到世界的助产士”。工作时间长了，他也不再给每个孩子写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出生后那几小时的故事，随着脐带的结一起变成褐色，然后在两周后脱落了。

疼痛是很多产妇对生产过程最深的印象。那是子宫收缩带来的，是生理性而非病理性的疼痛，医学上曾把这种疼痛定义为仅次于烧伤痛的9级。在疼痛下，有产妇大哭大叫，有的则低声呜咽。朱培静在一家综合医院见过产妇举着吊瓶光着下身出来，跪着求医生给她剖宫产，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护士张强则会被产妇当作疼痛中的抓手，对方松开后，她的胳膊上留下清晰的手印，很久才会消去。但生育疼痛的个体差异极大，有人的宫缩疼就像一次痛经。

陕西榆林一产妇在宫缩疼痛中跳楼的事情发生后，2019年，我国在913家医院推行无痛分娩试点。这是个在国外已经应用了100多年的成熟技术，由麻醉师从产妇的脊椎部位注射麻醉剂，减弱宫缩的疼痛。一位医生形容，如果打分娩镇痛针前的疼痛指数是9，打过镇痛的疼痛指数大约是4，一个可以忍受的程度——也有人会感觉到完全不痛了。

分娩镇痛的应用程度，与医院麻醉医师的资源状况有关。据统计，截至2021年，我国总体的分娩镇痛应用率只有30%，中西部地区许多医院的分娩镇痛普及率不足10%。在北京东城妇幼保健院，分娩镇痛的应用比率从2013年时的40%左右，上升到70%。

在资源充沛的情况下，要面对的是陈旧的观念。产妇打分娩镇痛针需要本人和家属的签字，护士张强有时看到麻醉师来来回回地跑，得不到签名。她见到过一个女士疼得一直哭，经过评估她符合使用分娩镇痛的条件，但丈夫听婆婆的意见“不打”。在电话里，女士哭得逐渐不说话了。丈夫说，“知道你疼，但妈妈说无痛针还是别打了。”

剖宫产的疼痛则主要在生产后袭来。剖宫产后，产妇要经历剧烈的子宫收缩，这能让产妇的子宫收缩到正常大小，减少出血。护士会帮助产妇压肚子，检查宫缩程度。护士张强刚工作的时候，会觉得“产妇可真矫情，她会推你的手，会拽你的手，不让按”。等她自己生了孩子，才知道真的很疼，疼到冒冷汗，屏住呼吸才能好一点。“我就真的说别再按了，因为子宫上它有一个伤口，它老收缩，它老是动。”

疼痛被遗忘后，留下的是疤痕。顺产的疤痕多来自侧切，这是在生产困难时，助产士为了防止产妇会阴被更大程度撕裂而做的。朱培静说，“以前有一段时间基本都要侧切”，现在为了保护产妇身体，他们不到万不得已、出现明确的指征就不会侧切。侧切的伤口也变为皮内缝合。

梁弘经历了剖宫产，肚子上留下一道深色的竖切口疤痕，现在，产科医生做手术时看到这种疤痕会惊讶。纵切口比横切口的伤疤增生更明显，颜色更深，为了美观，竖型切口已经几乎消失，横切口的位置也在不断下移。业界通行的横切口位置是耻骨之上3厘米。杭州树兰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刘建刚近几年研究出更隐形的切口，下移到几乎与耻骨持平，为了让疤痕在日后能隐藏在比基尼下，他需要小心翼翼地避开膀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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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科是一个女性的世界。《2021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》显示，2020年全国妇幼保健院的卫生技术人员中，男性占比14.9%，女性占比85.1%。生育对这些女性不仅是工作，常常还是生活。

有媒体在母亲节做了一项调查，在700多人中，选择“如果再选一次不会做妈妈”的人超过40%。护士长梁弘说“为什么会后悔呢？我不后悔。”她觉得如果政策允许，她或许会有不止一个孩子。护士张强有一个三岁半的女儿，她也不后悔生了她，但坚决不再要第二个了。而产房护士长徐闵是一个丁克主义者。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，她帮助无数个婴儿来到世界，见证了无数人做妈妈的瞬间，但没有强烈地想过去体验。“可能自我意识比较强。”

梁弘觉得母亲这个身份给她带来无尽的幸福。她在工作第五年时有了女儿。现在在病房看见产妇哺乳，她总是回味着29年前自己给孩子喂奶的温馨，“你拥有着她，她拥有着你。”

29年过去，她们的关系亲密如初。女儿常和她一起睡，她们脸贴着脸自拍，一起追星，去3个城市看毛不易的演唱会，拿着荧光棒向舞台挥手。她和丈夫的工作都要黑白倒班，他们接力带娃。她常骑着一辆安着幼儿座椅的自行车把女儿送进医院附近的幼儿园，放学后接她来医院，下班后一起回家。一次座椅的螺丝松动了，女儿带着毛绒帽子和着棉斗篷朝后摔下去，她至今想起来后怕。

徐闵比梁弘小4岁，两个人认识30年了。以前，梁弘的女儿常缠着徐闵阿姨给她画画。梁弘看到徐闵的手上总是有小猫的划痕，她喜欢猫，养了好几只。徐闵年轻时就了解了丁克的概念。和现在的丈夫恋爱时，她就表达过这个想法，对方也没有反对。

50岁上下，她们两个都仍有年轻人的神情和姿态。徐闵说话快而生动，她的助产士门诊里放着产房里出生孩子们的相册。她最近看了热播剧《亲爱的小孩》，其中有描写生育前后鸡飞狗跳的部分，她觉得挺真实的。她并非不喜欢小孩，年轻时，她觉得自己总要上夜班，不好带孩子，家里又没有找保姆的条件，加上生孩子的愿望并不强烈，“耗耗就过去了”。

她觉得社会最终的养老方式在养老院，没想过让谁帮自己养老。只不过，她听说“有孩子和没孩子的在养老院里待遇不同”，只有在这时她“有一点点后悔”。她不觉得孩子要为谁而生，生了就要全权负责。“如果我有孩子，我应该去尽力做那些事情，但是你又做不到，期望可能太高，自己又达不到，最后就选择放弃。”

有了孩子后，梁弘和张强对工作的感觉变了。梁弘知道产后上厕所时起身、走动的困难，“那种时候多希望有人能扶一把”。作为护士长，她常和大家说，把产妇当成家人不容易，但要把产妇当成自己的朋友。同事都说护士张强的性格变了，以前大大咧咧，不是“很女的一个人”，现在变得更能体谅人，更温柔。

最近，张强的女儿患了支气管炎，她要带着女儿看病、喂药，晚上要一直抱、量体温，小孩有时还不配合，她觉得自己快绷不住了。“有孩子也挺好，但有孩子也挺难的。”

女儿没上幼儿园时，张强下了夜班也不能补觉，只有女儿午睡时她能睡3个小时。即使白天有母亲帮忙，回家了她还是很多事要操心：女儿的衣服脏了，鞋踩上了泥，书包要收拾好，该学画画了。这三年半里，她没有和同事去逛过街、吃过饭。孩子出生第一年，她要考职称，每天晚上9点多把孩子哄睡，看书到夜里11点，再用每天地铁上来回的时间学习，就只有这点时间。

生育率降低她能理解，“现在养个孩子真的不像咱们小时候那么简单”。教育上的压力太大了，她总在考虑这个阶段又要开发女儿什么思维，“费尽心机地”和她沟通。同事和她聊过，回家怎么引导孩子分享生活，“要说，妈妈今天在医院里有两个小宝宝出生，一个是什么样，另一个什么样。你呢，在幼儿园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张强想让自己的“队友”更给力一些。尽管丈夫在她夜班时能负担起“带孩子洗漱、学习、哄睡”的所有任务，但更多的焦虑还在她这。“好多女性也都是看着队友实在用不上，后来就放弃了，慢慢习以为常，是咱们自己的活了。”她在工作中也见到太多准爸爸，在孩子马上出生时，回家都不知道要准备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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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充分体会了做母亲的幸福，在女儿表示自己未来不会生孩子时，梁弘还是欣然接受了。她说，要怎么选择都是她自己的事。

社会的生育观念的变化像潮水般冲刷着妇产科。科普博主“六层楼”曾是北京某三甲医院的妇产科大夫，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探讨女性与生育话题。怎么为女性创造更好的生育环境？他觉得首先是让她们有选择不生育的权利。他记得，在子宫腺肌症的诊断中，过去医生会说，“这个很重要，会影响你以后的生育”。但是逐渐有女孩说，“我并没有生育计划”。慢慢的，就像AI进行语言学习一样，医生的语言变成了，“如果你以后有生育计划的话，那……”以前，有女孩来妇科就医，会被医生以“这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生育”为说辞劝说其趁早治疗，而现在，医生的话变成了“这会导致痛经和贫血，要早点治疗”。

他也30多岁了，父母会发一些文章，催促他和妻子生孩子，大多是关于最佳生育年龄的。但是他对“最佳生育年龄”有自己的理解。“一个25岁刚大学毕业、没有房子、工作不稳定、经济状况不好的年轻人，和一个35岁、事业稳定、心理成熟的人，谁处在最佳生育年龄呢？”“孩子能养成什么样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，不是所谓生理上的最佳生育年龄。”

他曾发布过一期科普视频，聊生育给女性身体带来的伤害，希望大家在作选择前充分了解。其中有句话说“生育对女性在生理上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来看，都是弊大于利”。为此，一个中年母亲特地注册了微博账号指责他。说她的女儿不愿意生孩子，并把这则视频转给她，以此为不生育的论据。这位心急的母亲觉得“六层楼”“教坏年轻人”。

但“六层楼”并不是丁克主义者，也没有倡导年轻人不生育。他只是觉得自己和很多人一样，都没有作好准备。他想到刚工作时，一次在办公室，主任看着他感慨，如果自己的孩子留了下来，也有他这么大了。但当时要在职业生涯和孩子中间二选一，她选择了事业。

“六层楼”自己也生活在一个传统家庭里。父亲做着小买卖，不常回家，家务和育儿责任落在母亲身上。他计划，要等到自己能拿出一半时间用在家庭上的时候，再选择生育。因为既然都是家庭成员，就要平等地参与家庭事务，“我是人，我妻子也是人，为什么我就有理由少做一些？”“参与少了我还不乐意”。但现在他觉得自己每天要花五六个小时在科普的工作上，妻子也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，没到养育孩子的时机。

梁弘知道，如今育儿的压力比20多年前要大。女儿和她年轻时的状态不同了，女儿在银行上班，经常加班到晚上10点多回来。张强会和年龄偏大的产妇聊天，问问她们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年龄生育。她们常说，工作压力很大，要还房贷车贷，养孩子要拿出来很多钱。她们认为不做好提前的规划，孩子来了也养不好，教育也是个大问题。

她观察，这些人事业心强，责任心也强，害怕生了孩子之后自己对孩子不负责。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一位产科大夫说，他观察深圳的“白领、骨干、精英”更想要一个女儿，原因是：两人都很忙，觉得女孩不那么调皮，更节省精力。

不管人们是否选择，以及选择什么时候来到产科，产科里那些故事还在发生。一位朝阳医院的助产士曾经在急诊科室工作过，午夜时分，在去医院上夜班的路上，他总是想，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空间里，今晚抢救室里会有人失去生命，而产科里又有新的生命选择降生。

4月中旬，在东城妇幼保健院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和母亲共享一间病房，走廊外的庭院里，桃花和玉兰落了满地。走廊里很安静，只能听到新生命发出温热的、哼哼唧唧的声音。

(文中梁弘、徐闵为化名)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郭玉洁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 【编辑:】